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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hdl.handle.net/2115/11304

1971年以前日本的二中議政

中国語

2005-11

戰後初期的東亞國際政治，在現今的日本國際政治史學界可以說是一個『紅門』。這也許是因為在歐美外交文書公開的同時，戰後的日本外交文書也被公開的緣故。另外，冷戰結構漸趨和緩，迎向全球化時代的東亞，在摸索新的國際秩序的當下，也該對歷史重新再做一番回顧。在這個領域，從前有部分研究是以石井明、別枝行夫等人為首，但近來許多年輕學者也陸續有著作發表。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：陳肇斌《戰後日本の中國政策》（東京大學出版會，2000年）；袁克勤《アメリカと日華講和－米‧日‧台關係の構圖》（柏書房，2001年）等。最近則有池田直隆《日米關係と「二つの中國」－池田‧佐藤‧田中內閣期》（木鐸社，2004年）等備受注目的著作出版。其他，即便將範圍設定在『兩個中國』之下，仍有田麗萍＜池田內閣の中國政策－封じ込め戰略と對中積極論の狹間で＞（一‧二）（《法學論叢》京都大學，137卷2號‧139卷1號，1995年‧ 1996年。）及＜佐藤內閣と中國問題－狀況對應型外交、その意義と限界＞（一‧二）（《法學論叢》京都大學，141卷5號‧143卷3號，1997年‧1998年）；佐藤晉＜佐藤政權期のアジア政策＞（波多野澄雄編《池田‧佐藤政權期の日本外交》（ミネルヴァ書房，2004年）。進而，還有神田豐隆＜佐藤內閣と「二つの中國」－對中‧對台灣政策にあけるバランスの摸索＞（《國際關係論研究》21號，2004年）。若限縮在日台關係上，石井明及清水麗的研究都表現得非常好。石井明＜1960年代前半の日台關係－周鴻慶事件から反共參謀部設立構想の推進へ＞（《國際法外交雜誌》101卷2號，2002年8月）。清水麗＜1970年代の台灣の外交政策に關する一考察－外交と內政と中台關係の相互作用＞（《東アジア地域研究》6號，1999年）及＜蔣經國時代初期の對日政策：日台斷交を一事例として＞（《筑波大學地域研究》，1999年）。在台灣，有許多相當於史料的著作：馬樹禮《使日十二年》（聯經出版社，1997年）、黃自進記錄的《林金莖先生訪問記錄》（訪問記錄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3年）；而從嶄新觀點出發的研究也多有所發展：廖鴻綺＜貿易與政治：台日間的貿易外交（1950～1961）－以台灣所藏外交部檔案為中心之探討＞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0年6月）；另外在日華、台的研究方面，日華條約、「以德報怨」、周鴻慶事件、日台斷交等等的事例研究也一直都有所進展。從上述諸先行研究的成果來看，撇開安全保障方面不談，特別是在通商的部分，可以發現日本的外交未必完全追隨美國的腳步，有時也與英國有所合作。不論在大英帝國「黃昏」之後的東南亞市場（特別是印尼）之擴張發展，以及中國市場開始改革開放，亞洲市場的確保及亞洲經濟發展已經成為自身經濟發展的基礎，而不得不全力發展。這一點也是日本的戰後處理政策及對共產主義政策，兩者所共通的方向性1。如此一來，「二個中國政策」是戰後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。雖然把中華民國政府視為代表中國的正統政府而給予承認，卻也將中國大陸當作通商對象而努力發展。不論是吉田茂首相時代上海貿易事務所的開設，或是之後的LT貿易等，政策都十分有一貫性。吉田茂並非掌握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，而是確信中國必定會走入資本主義。他認為若引發中蘇對立對於中國在國際上的立場必然有所影響。另外，外務省當時也認為在不久的將來台灣的中華民國將會台灣化，變成由台灣人主導。有了這樣的認定，將中國、台灣兩者都視為市場，在此範圍之內進行交流。這樣的意義下，「二個中國」所提示的方向性，不僅僅是戰後初期的既定方針，另一方面，也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「國交正常化」/與中華民國斷交之際的基本方針。可以理解為，1972年斷交之際，維持台灣繼續作為一個市場的存在也是基本方針。時至今日，從東亞到東南亞的這塊區域，基本上是對全世界開放的市場，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生過嚴重的紛爭。從這一點來看，二十世紀後半的五十年，可以說正是日本所盼望看到的結局。發表如此的研究成果，而提出新的觀點時，「二個中國」研究的前線應是「二個中國」政策的演進過程，以及理念與實際的問題，再加以來自中國、台灣方面的不同觀點。關於政策的演進過程，佐藤內閣是否為親台派，或是否因為顧慮中國大陸才做成「二個中國」政策，諸如此類的爭點也都有所討論。然而，將焦點放在「二個中國」並去追究他的原委是絕對不會有結論出現的。因此，本文主要將重點放在1960年代，整理日本的「二個中國」論述，並試著加以探討。

会議発表論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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