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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hdl.handle.net/2115/11306

戰爭與廣播 : 東亞的電波戰爭

中国語

2005-12-17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『帝國』對國內宣布『終戰』的是天皇的嗓音以廣播向全國放送（玉音放送）。而在同日，蔣介石也用廣播向中國人民宣布戰爭勝利。日中同時藉由『廣播』宣布戰爭結束，這究竟象徵了什麼意義？現於台灣嘉義縣民雄成立有國家廣播文物院，除了收藏日本統治時代以來的廣播用機器，還有中華民國從重慶運來的英製廣播機器以及美援所贈與之機器。中華民國為什麼要特地從重慶運來廣播機器？又美國為什麼要致贈台灣機器呢？ 1920-60年代，說是『廣播的時代』也不為過。1920年代出現的廣播具有聲音所帶來的臨場感、電波所帶來的即時性，給予東亞猶如媒體革命一般的衝擊。進而，在重視科學、速度的1930年代，廣播真的成為了時代的利器。戰後，在電視的時代來臨之前，人們對於雖然看不到但可以傳送到遠方，同時可以與他人有共同話題的『聲音』，其實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。透過廣播收音機傳送，所謂聽覺上的媒體--『廣播』，形成了音樂、新聞、報時、廣播體操等新型態的娛樂，也造就了李香蘭等廣播明星、受歡迎的播報員以及流行節目的出現。廣播式的媒體型態，對於雜誌、新聞等文字媒體也會造成影響，不論是語法或是說明方式都會出現新的體裁並形成標準。另一方面，雖僅為聽覺上的媒體，收音機所獲得的『聽眾』卻已超越知識份子代表的文字媒體。這顯示了一種大眾性質，使收音機橫跨男女老幼成為跨界的媒體。 具備這些特徵的廣播，理所當然地會受到當政者的注目。日本自昭和11年的的林內閣以降，總理大臣都會透過廣播來發表傳達自身信念的演說。阿道夫希特勒是最早將廣播用作大眾動員工具的人。戈培爾宣傳部長的想法對於日本的『思想戰』也有很大的影響。在此，我們可以發現思想宣傳與廣播有非常密切的關係，透過語言與資訊加以價值的創造、傳播這些機能，得以將人分群，達到集團化的效果。然而，在廣播理應普及化成為工具的同時，也成了被嚴格管理的對象。 另一方面，即使廣播對國外、帝國外發送，也沒有違反國際法的問題；較之於撤除敵境內的宣傳海報、或是文字媒體的宣傳活動都要來的有效。此時的問題在於收音機的普及狀況以及對方的干擾妨害行動，出現了可稱之為『電波戰爭』的狀況。各國競相以強力的短波發送來主張自身的正當性，同時也監聽並研究他國發送的電波。因此，在戰爭中有時用戰俘來進行招降的廣播，有時也因為轟炸機的空爆而需要利用到廣播的信號塔等，可以說在軍事上的利用也所在多有。 然而，不論是『心理戰』或是『電波戰』，廣播雖然透過收音機作為媒介，但開關不開也是不行的，因此要讓聽眾感覺到『收聽』的必要性。在這個意義之下，必須要配合聽眾而使用方言、也要花工夫來維持其娛樂性。另外，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問題是的是一定要有電力及電波。 這些一般性條件在滿州國多是很符合的。特別在廣大的空間及民族、文化的多樣性之下，滿州國存在急速完成國家統一的必要性，因此對廣播加以重視。進而，戰爭的局面之下，廣播不單單只是形成規範、意識，也是統合及動員的最佳工具。此外，不僅是滿洲，從帝國全體來看，為了確保日本本土及帝國全體的一體性，超越空間而發射出『人聲的砲彈』，對於可以提供『新聞』這種無變化資訊的廣播也更加重視，進而在對外宣傳上也廣加利用。從中國大陸開始，滿洲的廣播在世界的電波戰爭有其意義存在。在這樣的意義下，滿洲國的廣播事業開始發展，同時也忠實反映出滿洲國的性格。固然如此，在滿洲國的廣播自身所應有的樣貌下，很容易看到其極限所在。因此，可以發現廣播與親日國家之間的關係，從華北政權、汪精衛政權甚至台灣等殖民地社會與廣播的關係也可以發現。進而，若考慮到廣播的網絡性，透過東亞廣播協會等團體的連結，廣播可以說是一個以日本為中心將帝國連結起來，同時反映出『帝國』面貌的東西。 本文以滿洲國為中心，觀察『帝國的廣播』之狀況，並檢討當時在政治、社會上廣播所扮演的角色。在這樣的前提下，對於滿洲國以外的地區，希望藉由觀察中華民國方面的狀態，也能對『電波戰爭』有所著墨。

会議発表論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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